要把对法治的坚守转化为严格依法办事的实际行动，自觉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执法司法活动中只服从事实，只服从法律，不偏不倚、不枉不纵，执法如山、公平如秤。

例如，原告要求确认存在租赁合同关系或不存在租赁合同关系，前者为积极确认之诉，后者为消极确认之诉。因为确认之诉不存在实体请求权，因此不能以实体请求权作为判断的根据，只能以争议的法律关系作为对象。

在一些法院的裁判文书中已将一事不再理作为认定、裁决当事人诉讼请求和主张的一种根据。如果将一事不再理本身作为一种审判的原则要求，则可以理解为既判力制度是基于这一要求。如果其中一个请求，法院没有作出裁决，当事人就有可能就该请求提起诉讼，此种情形不能认为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因为基于既判力也同样会发生一事不再理的效果，所以还必须考虑既判力的客体（客观）范围、时间范围。因为实体法中对各种实体请求权都有具体的规定，因此，以实体请求权为依据就可以更具体地判定诉讼标的，判定审判对象。

起诉的积极条件，是指当事人的起诉必须具有的条件。因此，在立法上如果要明确一事不再理规范，在法条表述上使用禁止或不得重复诉讼可能更好。  注重网络时代的民意应对 记者：一些热点案件一旦进入公众视野，往往会形成舆论场。

事实上，恰恰是要求判决不得引发上访的做法，导致判决缺乏良好的社会效果。我们现在对司法实行的是行政化管理，法官、检察官都跟行政级别挂钩，一个人一旦成为优秀的法官、检察官，就立即提升成为官员，而不直接办案。这样的前提，当然是法官、检察官的各种待遇至少不能低于行政管理人员，甚至应当高于行政管理人员。法院、检察院也应该这样，要让大家安心做一名法官、检察官。

尽管面临很多困难，但是许多司法问题已经不能一拖再拖，否则，司法体制改革的成本将会更大，司法体制改革的难度也会更大。  减少冤假错案要更注重保障人权 记者：最近几年，有几起大的刑事案件备受关注，像赵作海、浙江叔侄这样重大的冤假错案发生之后，虽然有国家赔偿，但还是影响到人们对司法的信任，如何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 张明楷：现在最高法、最高检都颁布了一些规定，采取了一些防止冤假错案的措施。

如果滥用职权干预司法的人员不会承担任何责任，不能受到处罚，那么，他们对司法的干预会越发频繁、越发严重。一些人习惯认为，如果判决引起上访，该判决就没有注重社会效果。换言之，事实上他们是裁判者、决定者，但他们不负任何责任，而是让其他人成为替罪羊，这当然违背常理。  记者：艾丹/李思辉，实习生：陈星 出处:湖北日报 进入 张明楷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司法改革 。

当然，在当下，没有考核指标也是行不通的，关键是如何考核。既要充分考虑到《决定》规定的各项改革措施的难度，以及可能导致的负面效应，也要周全设计出各项应对措施。有评价认为，他是目前中国内地刑法学研究中毫无疑问而无可争议的最为出色的人之一，是目前刑法学界大多数人所公认的能较好兼顾理论与司法实践但又有自身特色的刑法学家。这些改革内容让人看到了中国司法的希望，看到了国家司法改革的决心。

再如，事实表明，不少冤假错案是一些地方机构拍板造成的。其次，在具体案件成为网民的热点话题时，检察机关与审判机关要及时通报案件真相，必要时还应及时说明法律规定。

中国的电视剧总是将警察、检察官与法官描写得很伟大，但一些公众还是不信任法官，司法依然缺乏权威性和公信力。此外，在我看来，司法不公正以及形成冤假错案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下级公安、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适用刑法时，过于想着自己的利益。

  ■在当下，治本固然重要，但是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治标措施，治本就会步履维艰。这样的改革目标可谓长远之计，不可能短期内一蹴而就，实现需要很长的时间。大学要让一些人安心做教授、副教授，现在大学的很多人也乐意当教授、副教授，而不追求行政职务。应该说，最高法、最高检是重视的。事实上，其他国家都是这样的，只是我们国家的官本位造成了现在的局面。只有通过法律的制定与适用，让每个人都知道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事不可以做，这个社会才会有秩序。

既要明确长远之计是什么，也要知道当务之急是什么。医生怎么治疗病人，只能是专家会诊出治疗方案。

在杀人案上，如果简单要求命案必破，办案人员抓不到罪犯时怎么办，有可能冤枉没有犯罪的人。  张明楷,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02年被评为第三届全国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家。

有时在一些争议案件中，如果哪一方声称上访，或者哪一方人多势众，判决就向哪一方倾斜，那么就没有司法公正可言。只有这样，才能保障司法改革的顺利进行。

我认为，司法改革要找到突破口，要准备周全的应对措施，进行全方位的改革。■我们以前出现一些冤假错案，可能有法律适用能力和认识水平的问题，更主要的还是观念的问题与体制的问题。我们还应当意识到，即使按照法律规定作出判决，看上去可能有不太好的具体效果，但我们会发现，它会有另外一个很好的效果，那就是让所有人都知道我们只能依法办事，任何人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此外，对社会效果的追求不能突破法律的规定。

这样的做法明显得不偿失。我认为，至少不能只设定惩罚犯罪的考核指标，而是要同时设定保障人权的考核指标，要使考核指标符合司法规律。

在司法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既要找到导致司法腐败、司法不公正、司法无权威等现象的深刻根源，也要找出这些现象的直接原因。  全方位的改革是司法改革成功的保障 记者：您刚提到这个改革的过程可能需要很长时间，那当下司法改革中的难点在哪儿？ 张明楷：在当下司法环境中，我国各项制度，如就业制度、户籍制度、教育制度等都直接或间接制约司法改革，如果不是全方位的改革，司法改革的成效也是微弱的。

如果相关当事人采取的手段违反法律，应当追究法律责任。众所周知，国外法官、检察官的招录标准都很高，日本前些年的司法考试的通过率只有1%，而且通过的人平均考了5年。

像最近的复旦投毒案，百余名学生请求不对被告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网上的声音却对这些学生的行为不满，在网络时代，司法审判该如何应对民意呢？ 张明楷：这种情况时有发生。例如，如果总是想到怎么打击罪犯，总是强调不放过一个坏人，而不想到怎么更好地保障人权，这样就可能冤枉好人。自2002年司法考试改革以来，他一直是司法部司法考试教材的作者及司法考试刑法试题出题人之一。只要判决合法，任何机关与个人都不能支持相关当事人采取非法律手段推翻判决。

一方面要知道，法官、检察官所从事的是专业性很强的事业，不是任何人凭感觉就能做的事情。这与司法体制有关，也是需要引起重视的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讲，强调法律的权威性，实际上具有非常好的社会效果。在当下，治本固然重要，但是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治标措施，治本就会步履维艰。

这就如同在高校中，不让优秀教师上讲台、做科研，而是让他去做行政管理。事实表明，有些错案就是由领导拍板造成的，但是，很少有领导因此受到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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